一、旧石器时代

史前史，旧石器时代（约前800万年-约1万年前）。是能够确认人类最早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时代。考古学家把人类起源至农业出现以前的这一漫长年代，称作“旧石器时代”。这一阶段，人类在体质上经历了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阶段和晚期智人阶段，逐渐由猿人向现代人进化。整个旧石器时代都以打制石器作为主要标志。打制石器由简单、粗大向规整、细小发展，种类也不断增加并且在古器上发明了磨充技术和钻孔技术。此间发明了人工取火，人类的进化更加迅速。思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原始的宗教和艺术。距今1万年前后，人类从攫取经济过渡到生产经济，开始了新石器革命，农业和家禽饲养的出现，扩大了食物来源。人们开始安居，并从事一些手工业生产。

1、中国“旧石器石时代”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考古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境内的古人类分布广泛。按历史年代简述如下：

①西侯渡人（距今约180万年）。西侯渡遗址位于黄河中游左岸高出河面约170米的左志所在地上。发现有文化遗物和动物化石集中分布在约1米厚的交错砂层中，而砂层则在更早的砂砾层内，共发现石栘、石片及加工的石器32件。均采用锤击、砸击和碰钻三种方法制成。原料主要为石英岩，少数为脉石类和火山岩。与文化遗物共存的有鲤、鳖、鸵鸟及22种哺乳动物。其中有一个头盖骨，还出土一些呈黑、灰和灰绿色的马牙和动物肋骨。化验表明它们是被烧过的。

②元谋猿人（距今约170万年），1965年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发现，出土一青年男性左、右上同侧门齿两颗。在化石所在粘土层里，发现用石英石打制的刮削器4件，其他石制品十几件。在厚约3米的3个地层中散布有炭屑。并存有烧骨，还有多种哺乳动物化石。

③蓝田人（距今约115万年-70万年），1963-1965年，于陕西蓝田县陈家村和公主岭一代发现。算早期直立人。出土有头盖骨一个，，上颌骨和下颌骨各一块，牙齿十余枚。属中年女性头骨化石。其颅内耳高71毫米。脑容量为778.4毫升。大致与印度尼西亚瓜哇人的脑容量相当（大约为775-900毫升）。还有不少其他哺乳动物化石以及一些石制品。化石中有中国缟鬣狗、李氏野猪、三门马和葛式梅花鹿。而且还存在有少量的第三纪残存和第四纪早期典型种，如蓝田剑齿虎、中国奈王爪兽、更新猎豹和短角丽牛等。

④北京人（约78万年-68万年），1927年到1966年，在北京西南的周口店龙骨山，原为一个长约140多米，宽约20多米的山洞，出土头盖骨6个、头骨和面骨碎片12块、下颌骨15块、股骨7段、胫骨1段、肱骨3段、锁骨1根、同骨1块，牙齿157颗。这些化石分属40多个人体。根据北京人遗骨发现，北京人颧骨高突。平均脑容量为1075毫升。身材粗短，男性平均身高162厘米，女性平均身高152厘米。绝大多数在不到14岁时就死亡了。共出土1.7万件的石制品。石制品类型包括石片、刮削器、断片和碎屑等。有丰富的古人类用火遗迹。有学者认为，北京人已经会制造木制工具。还会在这些工具上钻出或烧出孔洞。把木头当柴烧了容易。在木头上烧出一个规则的圆洞则不容易。可见当时北京人对火的运用非常熟练。

⑤金牛山人（距今约28万年），1984年于辽宁营口县西金牛山的洞穴里。出土较完整的头骨一个。还有脊椎骨、肋骨、腕骨、掌骨、趾骨、髋骨、尺骨、指骨、跗骨等比较罕见的猿人骨骼化石50余件。

⑥丁村人（距今约10万年），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附近发现。发现同一个体的门齿2枚，臼齿1枚。门齿的舌面与北京人相同，是蒙古人种的特征。牙齿比北京人细小，臼齿咬合面纹理比北京人简单。但比现代人复杂。发现石器2000多件。还有许多动物化石。制作技术比北京人进步。其代表性的有厚三棱尖状器和石球，前者可能用于挖掘，后者可能是狩猎用的武器，据研究人员考证，丁村人约10万年前生活于汾河中游。当时当地气候比现代温暖。他们过着以渔猎为主而兼采集的群居生活。

⑦许家窑人（距今约10-6万年），1976年。在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和河北阳原县侯家窑村一带，属于中更新世末或更新世初。20多块化石分别属于10个不同的人体。他们总体上属于早期智人，已经能够制造更先进的石器和骨器，发掘出来的石器多达1.4万件。原料主要是石英和燧石。许家窑遗址出土了数吨动物骨骸。但未见一具完整的动物遗骸。由此可见，早期智人的许家窑人已经具有了更大的生存能力，野兽的肉和皮已成了他们的口中物和身上衣了。

⑧下草湾人（距今约5万-4万年），从这个时期起，已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智人。1954年发现于江苏泗洪县下草湾河岸，化石是一段人的股骨。

⑨资阳人（距今约为3.9万年），1951年在四川资阳县黄鳝溪发现。化石为一老年女性头骨，头骨上有些部位比较原始。（如显著的眉脊和矢状脊、较扁平的额骨、较厚的颅骨骨壁），但头骨高度相当大，头骨最高处在两侧顶结节部分等特征基本上与现代人相似。

⑩左镇人（距今约3万-1万年），1972年，于台湾台南县左镇乡莱骞溪，化石为一青年男性顶骨，脑的发育已经成熟。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但是新人类型，左镇人是由大陆迁入台湾的，是迄今为止台湾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

⑪柳江人（距今约2万年），1951年，于广西柳江县通天崖发现。距今约2万年。通天崖出土的柳江人头骨，表明其已属于新人的早期类型。比北京房山区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和资阳人原始。柳江人头骨已具备了黄种人的特征。与现代中国人无明显区别。

⑫山顶洞人（距今约1.8万年），1933年，于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发现的，故称为山顶洞人。属原始人类，也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晚期智人根据对化石的研究，和现代人基本相同，是蒙古人种体质类型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他们已经掌握了钻孔、磨制、刮挖等技术。出土了一枚骨针。针眼上缘残缺，其下缘到针尖的总长为82毫米。针眼浑圆，针尖如芒。针眼由残存部分观察。应该是控制而成，而非钻出来的。这枚骨针的发现，足以证明，山顶洞人已懂得缝衣御寒，有基本的养生保健知识了。还会用赤铁矿石粉将石珠、鱼骨等装饰品染成红色。还可以让装饰品更加鲜艳美观。这些以前不曾出现的新技术，不仅表明人类生产技能的提高，生活内容丰富，最主要的是表明山顶洞人已经有了审美观念。山顶洞人的居所。分为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窨4个部分，其洞口朝北，高约4米，下宽约5米。上室在洞穴的东半部，南北宽8米，东西长约14米。在地面的中间发现一堆灰烬。从底部的石钟乳层面和洞壁的一部分有被烧炙的痕迹来看，说明上室是山顶洞人居住的地方。在上室发现有婴儿头骨碎片、骨针、装饰品和少量石器。下室在西半部稍低处，深约8米。在那里发现了3具完整的人头骨和一些躯干。人骨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的粉末及一些随葬品。说明下室是葬地。下窨则在下室的深处。考古学家在下室发现8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人体人类化石。由于头骨缝的愈合程度和牙齿的生长情况来看。其中5个是成年人，包括男女青壮和超过60岁的老人。1个是少年、1个是5岁的小孩、1个是婴儿。可见山顶洞人的体质已非常进步。其头骨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极为明显。下颌突出，脑容量已达1300-1500毫升。男性身高约1.74米，女性为1.59米，这些特征和现代人基本一致。从遗迹化石看，山顶洞人已开始有了劳动的自然分工，男子从事狩猎渔捞。女子、老人和儿童则从事采集。活动范围扩大到1000公里-500公里以外地区。已脱离原始人群的早期生活。按血缘亲属关系聚集而居。过着母系氏族公社的社会生活。

2、“非洲先民”的艰难迁徙

虽然，我国的土地上诞生了西侯渡人和元谋人。他们是中国最早的土著；但他们并不是华夏民族的祖先。1987年1月，英国科学家杂志（Nature）第6096期，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化系阿兰·查尔斯·威尔逊（Allan charles wilson）和其学生里贝卡·卡恩（Rebecca Cann），马克·斯托金（Mark stoneking）的论文，根据对147名妇女（这些妇女分别来自欧亚非及天平洋群岛和澳大利亚）的胎盘线粒体DNA（Nitochondrion DNA）的分析。提出了令人惊骇的假设，宣称现代人类的祖先，是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名妇女，威尔逊命名她为“线粒体夏娃”（Nitonchondrion Eve）。约在10万至15万年前，夏娃的后裔走出非洲并扩散到世界各地，最终取代了当地的原始人类。

全球科学家都卷入了这场非洲考古的巨大争论之中。大量新的生物学和考古学证据支持了这一天才的假说。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昂德希尔（P·A·Underhill）的“亚当假说”（1990）。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克休斯（M·krings）等对尼安德特种人（简称“尼人”）与现代人没有遗传学关联（1997）。中国学者褚嘉祐等14位中国学者，在《美国科学院学报》（1998）上发表文章，支持现代人起源于非洲观点，分析了包括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南北人群在内的28个东亚人群的遗传结构，其结论支持中国人起源非洲的假说。2000年，柯越海、宿兵等学者利用19个Y-SNP（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肽位点）。对包括中国各地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境外925位个体的不同人群进行研究。结果也发现，现代东亚大部分来自于非洲，并且自南方进入中国。而后逐渐向北迁移扩散。时间距今6万-1.8万年。彼德·昂德希尔、彼得·欧劳纳和19位研究者，通过对Y染色体多样性的研究，证明“亚当”同样来自非洲（2000）。英国科学家曼尼卡提出的基因多样性递减效应（距离非洲越远，表型多样性就会随着的遗传多样性一起递减（2007），都为“夏娃学说”提供强有力支持。2002年10日，广西的一个研究小组采用比同位素碳更先进的铀系测年法，对柳江人头骨化石的出土地点进行了系统的地层年代测定，证明柳江人可能生活在距今7万到13万年之间。这是非洲智人到达前的最后一批原住民。他们究竟是被冰期冻死了，还是被非洲移民消灭了，我们不得而知。

1995年非洲中部和东部的考古发掘发现，早在13万年前，现代人类的文化特征就已经在非洲隆重登场了。

古人类走出非洲的时刻。地球正处于第四纪冰期，严寒的气候令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和全球的绝大多数生物类种，变得难以存活。被视为欧洲人师祖的尼人，灭绝于2万年前。而这还是全球第四纪冰期全盛时期。北京猿人所代表的的华夏古人类，同样无法避免这场气候厄运。

对于古人类出走非洲的原因，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第四纪冰期的间冰期（Interglacial Eppoch），非洲气候会显著变暖。而冰盖大面积溶解导致了洪水泛滥。这种推论的理由，是世界各大文明的神话中，都有关于大洪水的叙事。而这可能是导致人类走出非洲前的痛苦记忆。特别是大洪水和潮湿时代之后，非洲迈入了一个干燥少雨的时代。

美国科学家霍夫曼（Halfman）和舒尔茨（Schultz）通过分析马拉维湖（Lake Malawi）的岩芯结构。从孤立的裸露礁石和遥远的海相现秋核中。辨认出早期智人进化和扩张的环境背景。那些古老的地质论证显示，7万年前的非洲，发生了由洪水泛滥和热带雨林的潮湿环境。向干燥草原和沙漠型气候的剧烈转变。而这种长期的大面积干旱，也许是推动智人走出非洲的主要原因。

美国地球物理学家罗伯特·沃尔特也发现，漫长的旱季制造了植被死亡，森林变成了草原和沙漠。原有的食物链发生紊乱和中断，许多大型哺乳动物先后灭绝。在增长的人口和锐减的猎物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冲突。非洲天堂的生存环境，变得日益恶劣。由于食物短缺，争斗变得不可避免。这种状态迫使智人部落由内部迁徙到沿海地区，然后携带自己的信仰、政体、语言和武器，沿着海岸线进而越过红海，向世界各地广泛进发。气候干燥的另一个结果，提供了跨越红海的通道。布里斯托尔大学的生物学及艾丽丝·罗伯茨（Alice·Roberts）提出，7万年前一次严重干旱，导致了红海海面急剧下降，海口水面宽度由原先的18英里缩小到了8英里。一个大约200人的部落，利用这次机会穿过红海，抵达了阿拉伯半岛。但海水随后又暴涨回去，以致非洲人失去了返回故土的契机。而被迫成为永久异乡人。布莱恩·费根却认为，这一移民可能被苏门答腊岛上多巴火山的喷发所打折。整个南亚被火山灰覆盖。只有大约13人从这次灾难中幸存下来，并成为下一轮移民的人类种子，但斯宾塞·韦尔斯却认为，这个迁徙过程并未如人们推论的那么艰难。事实上，在距今10万-15万年前，地中海黎凡特地区跟非洲东南部是彼此相接的，这是非洲居民向外扩张的基本地理条件。

古生物学家提供的化石证明，东亚和北美的东部是当时全球物种的优质避难所，也是这些移民运动的终极目标。

2005年，由包括中国在内的90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小组对亚洲人口基因进行全面调查，该项研究采用了2000名亚洲人的样本，并比较73个亚洲人种群的5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性。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亚洲人，全部来源于今天的东南亚地区。李辉、宋秀锋和金力指出，“东亚的现代人具有共同的非洲起源，大致在距今1.83-6万年前，最早一批走出非洲的智人进入东亚的南部，然后随着东亚的冰川期结束逐渐北进，进入东亚大陆，另一支迁徙的路线从东南亚大陆开始，向东逐渐进入太平洋群岛。”

进入东南亚的非洲军团的行走方式至今还是个谜，距今最近的冰河期，地质学上称为“大冰河时代”。发生于距今1.8万年前，结束于1万年前。当时，地球约1/3的陆地，被厚达240米的冰层所覆盖。有的学者认为，这次远征是基于一种高超的冰船技术。远征者在沿着海岸线的冰层上滑行，快速越过广阔的地理空间。也可能由于海平面低于现在的100米以下、东南亚各岛屿与大陆之间，应有一些栈桥式道路彼此勾连。人们可轻而易举由陆路越过马来西亚栈桥向北挺进，深入大陆腹地或越过印尼栈桥进入澳大利亚。

走出非洲的智人，在欧洲与尼人有过接触。但奇怪的是，史旺特 ·帕博小组对尼人的DNA研究表明。这两者并未发生任何交配行为，也没有产下杂交的后代。而就在智人出现后不久，尼人就从欧洲彻底消失了。进入远东大陆的非洲军团，迄今为止所有的基因调查，都没有发现任何智人与本地原住民发生杂交或者战争的迹象。这跟欧洲的情况非常相似，中国的原住民消失了。

目前被发现的唯一的早期非洲智人化石，可能就是山顶洞人（Upper Cave Man）,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人种（Race,又称晚期智人各亚种）的分化时间。大约是在距今4-5万年前开始的。而这正是山顶洞人诞生的时刻。来自非洲的智人，在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里，发生了适应性突变。种属特征复杂的山顶洞人提供了外来人种向本土化转型的重大证据。

距今3万年前，进军东亚大陆的运动已经悄然启动。非洲智人开始向东南亚营地分批向北挺进，其中一部分因体质不适应而被淘汰，一部分则到达西伯利亚。在这里形成新的大本营，然后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剩下的那部分则驻留下来，完成了基因突变，成为东亚地区现代人真正的先祖。

距今0.8万-2万年，全球气温逐步回升。亚热带在中国大陆上移至黄河流域。作为全球最佳的生物避难所的东亚，出现生物大爆炸的繁荣景象。这一优质生态场景，激励原先盘桓于印度/东南亚一线的族群。放弃已经安居的家园，发起第二次北迁浪潮。据中国学者兰海的研究表明，Y染色体单倍群D可能诞生在印度与缅甸之间。向东迁徙后不久后诞生了D1，而D进一步扩散到整个东亚。后来在孤立的情况下分别诞生了D2（日本）和D3（西藏）。这意味着中国居民全部来自于印度/缅甸一带的第二大本营，然后沿海岸线向东扩散，后期进入东南亚、华南内陆地区和华北地区；另一部分沿海岸线一直迁徙到现在的日韩地区；而在更为晚近的时期，抵达青藏地区的移民在当地发生内部扩张，亦可能向中亚和北亚扩散。

这场运动的路线和终点似乎是难以描述的，但据对云南少数民族所做的基因调查。发现他们分为6个种群：第一，2亿万年前从南亚进入云南，并在此安居的最古老的移民群体；第二，最早在7000-10000年前从新石器时代从广西迁来，而在几千年来汉人进占岭南的过程中加剧迁入；第三，在5000-7000年前从中国西北地区南迁的羌戎，而在秦汉之间加剧入迁；第四，最早在4000-5000年前从长江中游迁入，可能发生于史载所谓蚩尤及尧舜禹征服“三苗”之后；第五，源自广东的百越；第六，有史以来混入的北方汉人。

这一云南人种的分析，显示了华夏种群的变迁和融合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叠加的效果。迁徙路径即有由南向北，更多的是由北向南和由东向西。而逆向迁徙，似乎是最终形成现代东亚种群的主要模式。

但这远不是移民历史的终结。大约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4000年，基于西亚的种族冲突。尤其是南俄罗斯的印欧人扩张，引发整个西亚地区的动荡。导致大批信奉日神的原住民向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逃迁。在北纬35°-45°的草原走廊上，形成了经久不息的东迁移民浪潮，长达数千年之久。其中埃兰人、印伊人、斯基泰人和突厥人构成了移民浪潮的主流。东亚之所以成为欧亚移民的聚集地。完全源于其特殊的文化地理性特征。广阔的太平洋模亘在东亚的东端。迫使东移民浪潮在今中国东部一带戛然而止，而后在当地沉淀并堆集起来，犹如水流带来的泥沙一般。这就是移民的“河滩效应”。它使东亚成为亚洲移民最大的收容所。此外东亚地区的优良气候和丰富的植被，尤其是作为生物避难所的物种学特征，也是吸引外部移民在此重建家园的重要原因。

以游牧方式不断涌入的新移民，对早先定居东亚的“土著”构成严重威胁，由此爆发了激烈的种族冲突。这种冲突时血腥而持久的。期间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历史苦痛。它的最终结果就是形成了民族混居和杂交的复杂生态。而一些受挫的部落再度折向北方，企图从那里找到苦闷的出路，由此触发了朝向美洲的新一轮长征。

这就是简明上古政治/语言版图。经过迁徙、冲突、战争与兼并。非洲军团以多元并置和多足鼎立的方式，转型为东亚的新居民。而语言逐渐分化为汉藏、苗瑶、侗傣和南岛四大语言。这种令人鼓舞的场景。非洲基因起源说试图描述距今3万年-5万年前发生的史前人类学事变。西亚移民说则揭示了上古时期激烈的民族交融运动。而真正的纯粹的“汉文明”的本土叙事只能从西汉开始。后者才是汉民族身份自我认知的起点。

二、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10000年前-4000年前） 考古学家把陶器和农业的出现作为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新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定居下来。刀耕火种，从事农业原始生产，并把一些野生动物驯化成家畜。从而有了较稳定的食物来源。人类还改进渔猎手段，从事制陶、纺织、木工等手工生产。-新石器时代前期（约1万年前-5000年前），氏族集团日益扩大，并营建了规模很大的聚落。人们的宗教信仰日益发展。新石器时代后期，人口快速增加，居址遍布中国大地。各地区的氏族部落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犁耕技术的出现，农作物品种和产量大幅增加了，手工业及其技术均有发展，人们已经掌握冶钢技术。随之，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贫富分化加剧，出现了规模很大的祭坛。古之大事，维祀与戎。出现了掌握宗教权力和军事权力的首领。掠夺战争频繁，各地纷纷筑造城堡。城市也就诞生了。这时早期的一些医药保健疗法也出现了。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起源最早的国家，1993-1995年发现的湖南道县寿雁镇白寨村玉蟾岩遗址（俗称蛤蟆洞）。出土了大量的旧石器时期向新石器时期过渡的文化遗物，如石器、棒器、动物骨头残骸、种子，最重要的当时发现了距今1.2-1.4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的稻的谷壳标本。也发现了距今1.8万年的陶器，成为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玉蟾岩遗址也因此被誉为“天下谷源，人间陶本”。玉蟾岩人居的经济形态是以捕捞狩猎和采集相结合为主的生产方式。狩猎的主要对象是大型的鹿类动物和小型食肉动物。用各种捕捉技巧捕食鸟类也是玉蟾岩人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玉蟾岩遗址出土丰富的鱼类、龟鳖、螺蛳、蚌壳，反映了水生动物捕捞业的兴盛。众多植物品种的出土说明采集经济是玉蟾岩人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在狩猎捕捞经济非常兴旺的情况下，玉蟾岩人学会了人工栽培水稻和制作陶器。用野兽皮毛防潮、防寒好遮盖。用动物犬齿制作装饰品装点自己的生活。人们生产资料公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过着没有阶级和剥削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

20世纪60-90年代，在江西省万年县大厂原乡境内的仙人洞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人工制品和动物骨骼。其中“仙人洞”出土陶罐被考古界认定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考古学家通过对其进行放射性碳素断代法测定。将其时间确定为距今2万年-1.9万年前。

最迟在7000年-8000年，黄河流域已种植粟和黍，长江流域已种植稻。在长期的狩猎中，人们已开始饲养一些比较温驯的动物，使之成为家畜。北方以饲养猪、狗、鸡为主。南方以饲养猪、狗、水牛为主。在新石器时代，渔猎采集仍是获取食物重要的补充手段。渔猎工具和技术较前有很大的发展。农作物的食用及对炊器的需要，促进制陶技术产生和发展。人们开始用纺织物来改善自身的穿着。

华夏文明在史前时期已有了较为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原始人在长期的渔业生产中观察物候、天象，形成了最初的天文、历法概念。初始的季节概念起源于对物候的观察。通过观察某些动植物的生长总结其生活习性和生长规律。在动植物周期性生长活动中，产生了年岁、季节和物候月的概念。通过观察星象、星宿位置的变化，发明了原始的天象物候历。

原始社会晚期，原始人已掌握了观测恒星以定节气的方法。天干计日法是原始人观测太阳而产生的，对月亮朔望的观测也促成阴阳合历的诞生。依靠对太阳的观测方位，形成了四方的概念。以北极星定位的方法也随之产生。根据河南郑州大河村出土陶片上太阳纹的大小形状制出的复原图，可以看出当时阴阳历已有使用。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几个重大文化的出现，除上述提到的仙人洞和玉蟾岩文化。还有其他几个著名的文化，分述如下：

①磁山文化（约公元前7300-5100年），河南武安县磁山。1976年出土石器中，有不带锯齿刃的石镰，数量极少。石铲多呈扁平。石磨盘则呈柳叶形，骨器较多，有锥、铲、镞、网棱等。陶器以夹砂粗红陶为主。都是手制，烧成温度较低，有的有绳纹和篦点纹，还有彩陶。有一些窖穴发现成堆的粟。世界农学界公认是中国人首创了粟的种植。中国粟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传到日本、朝鲜。向西传到了西伯利亚、小亚细亚等地区。饲养的家畜有猪和狗。可能还饲养了鸡。渔猎也占一定比例。

②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5600-4900年前）。河南省新郑市西北裴李岗村西，该遗址发掘有114座墓葬、陶窑一座、灰坑10多个，还有几处残破的穴居房基。出土各种器物400多件，包括石器、陶器、骨器以及陶纺轮、陶塑猪头、羊头等原始艺术品。其中有带锯齿刃石镰、两端有刃的条形石铲、鞋底行四足石磨盘（附磨棒），也有打制大刮削器。陶器有三足钵、半月形双耳壶、筒形罐，均为手制，烧成温度较低。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沙红陶为主。说明当时已形成定居的群落。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饲养猪、狗等家畜、渔猎采集为主，绝对年代早于仰韶文化。

20世纪70年代末发掘的新密超化镇的莪沟遗址，属裴李岗文化，但比裴李岗典型，属于裴李岗晚期。墓葬中出现男女分穴，女性墓葬的陪葬品有石磨盘、石磨棒、陶纺轮，而在男性墓穴中多是石铲、石斧、石镰等。这说明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已开始种粟，有了农业生产，出现了男女分工，女性以做家务劳动为主。

③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1973年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镇被发现。出土27座零星墓葬。未成年儿童遗骨9具。成年人遗骨4具。但只有编号M23、M17的头骨较完整。M23根据现代人头骨愈合和齿臼磨蚀度推算。年龄约在30岁左右，身高在170公分，男性特征明显。M17为未成年女性，年龄约为13-15岁，身高约为152-157公分。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面积的稻谷、稻叶和木屑、茎叶编构成稻谷堆集层。刚出土的稻谷外形完好、色泽金黄。少数稻谷连外壳的隆脉、稃毛及芸尖仍清晰可辨。经农史专家抽样鉴定，是一个类粳、类籼及中间型等各种粒型的亚洲人工栽培稻，属杂合群体。这证明当时农业已经相当发达。出土的陶钵上，刻画着猪的纹样。另一件陶盆上，还同时刻画有猪和稻穗的图像。说明当时已饲养猪和狗。并且家畜饲养依附着农业的情形。石器有斧、锛、凿三种生产工具。还有砺石、马鞍型石块、石球、骨器出土较多，有3000多件。有骨耜、骨箭头、骨凿、骨椎、骨针、骨哨、骨镰、骨鱼鳔、管状针等。骨耜有170件之多。说明河姆渡农业已从采集进入到耜耕生产阶段。骨耜是用大、中型哺乳类动物的肩胛骨制作的。尤其是水牛的肩胛骨，说明水牛当时已被驯养，还出土骨哨，是一种乐器，可模仿动物声音。还出土一种只有吹孔而无音孔的陶埙。这是一种古老的中国乐器。

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原始艺术品。比如象牙雕刻艺术，11件碟形器。尤以“双鸟朝阳”纹象牙碟形器更是河姆渡原始艺术的精品。陶器为黑色，有釜、钵、罐、盆、盘等。都是手工制作。陶器有刻画作品，刻画有太阳、月亮、花草树木、鱼鸟虫兽等。代表作品有鱼藻纹陶盆、稻穗纹陶盆、猪纹陶钵、五叶纹陶块等。

出土了不少桩栓、立柱、梁、板等建筑木构件。在河姆渡遗址第三层出土了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虽剥落较甚，仍微显光泽。经鉴定而知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漆器。遗址第二层还发现木构浅水井遗迹，是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第四文化层出土成千的木建筑构件，考古专家和古建筑专家一致认为，河姆渡的房屋是以一排排桩木为支架，上面架设大小梁承托地板，构成高于地面的架空基座。再于其上立柱，架梁、盖顶的干栏式建筑。木构件上还有许多加工的榫卯、企口和销钉等。尤其是在垂直相交的构件接点上，使用了“榫卯结构技术”。这样的技术仍为现代木工工艺。一下将中国出现榫卯作技术时间从金属时代前推了3000年。陶器以夹黑陶，烧成温度在800℃-930℃之间。主要器型功用可分为炊煮器、饮食器、储存器、汲水器。较为特殊的有灶和盉，两种陶灶形似簸箕。内壁有3个乳钉状，足可安放釜而设置，解决了木构建筑内煮炊防火问题。是后世南方居民使用的陶灶前身。还出土了璜、管、珠、环、饼等饰品。大多用玉和萤石制成。也有用兽类的獠牙或犬牙、鱼类的脊椎骨制成，形式各样，类别丰富。

④半坡村遗址（距今约6800-6300年），1952年，于陕西西安半坡村，代表中国北方的农耕文化。从遗址来看，是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建立群落的。先民人口在400-600人。这么大的村 子被一条大围沟分成三部分。沟东北是制陶区。北面是民族墓地，大围沟南面围住的则是居住区。居住区的建筑有一定的布局。房屋有大有小，中央大的面积有160 ㎡。屋前是一片很大的中心广场。所以它很可能是氏族集会或议事场所。大房子周围遍布着一系列小房子。但是所有门都朝着大房子而开。分区布局体现着原始人由穴居生活走向地面生活的发展过程。在村子中间，还有一个保存火种、吃合字饭的地方。是一个连坑灶，由椭圆和圆形两部分组成。中间相距1米。有火道相通。两个灶的侧壁和底部都有很厚很坚硬的红烧土层。

出土了石斧、石锛、石铲、石刀等生产工具。制作精制适用。还有骨器、陶器、纺织、木工等。陶器均手制，有瓮、罐、瓶、盆、钵、鼎等。上绘黑色或红色漩涡纹、波浪纹、几何纹、花瓣纹、鱼纹、鹿纹和人面形图案。半坡人逐渐以慢轮修整器口、器形。使器形更加规整，最具特点陶器哟偶做饭用的陶甑、汲水用的尖底瓶。陶甑就是当时的蒸锅。先民用水蒸汽来熟食，尖底瓶在水中可以倾倒。灌满水后又因为重心移动而自然竖起。因有双耳，便于手提肩背，口小，从河里到村里水不容易溢出。还有人面鱼纹彩陶的出土。人头像头顶有三角形发髻。两嘴边各衔一条小鱼。反映了半坡人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也反映出半坡人和鱼之间的特殊情感和关系。当时半坡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谷物有粟、稻等，种植白菜、荠菜等，家畜主要饲养猪狗。

⑤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3000年）1921年10月27日。于河南绳池县仰韶村。首次发掘由瑞典学者安特生和我国学者袁复孔主持。以后又经过5次大规模挖掘。认为仰韶村遗址是一个远古文化，即仰韶文化的连续堆积。按国际考古学惯例，命名为“仰韶文化”。到目前，全国有统计的仰韶文化遗址共5013处，分布范围，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北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分布省份有河南、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河北、宁夏、青海、湖北9个省份。专家们认定仰韶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持续时间距今7000年至5000年。并根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以及夏、商、周立都的范围。将主要分布于这一带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认定为中原华夏文明的直系前身。

仰韶文化的先民已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农具有石斧、石锄、石铲，收割工具则是两侧有缺口的长方形石刀或陶刀，加工粮食工具是较粗糙的石磨盘、石磨棒和木杵、石杵等。当时采集产品有榛子、栗子、松子和朴树籽。还有水生的螺蛳。遗址中还出土石陶制网坠和骨质鱼钩、鱼叉等工具。当时先民已会网捕、垂钓和投叉击刺等方法捕鱼。狩猎则常见骨、石、角磨制的箭头，形状有柳叶形、三角形、带翼和圆锥状等。还出土了投掷用的石球、石、角制的矛头。

仰韶文化陶艺不同于河姆渡文化，属于彩陶文化。用料为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所以主要是红色。这些红陶器上常彩绘有动物形和几何形图案。制陶业较发达。从选择陶土、塑坯造形，到烧制火候等一系列技术和绘画贴塑装饰的工艺，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制坯停留在手制阶段。后期才逐渐出现用慢轮修整口、沿部分技术。

仰韶文化村落有大有小，稍大些的村落一般会有一条围沟。在村落外围还有墓地和窑场。村落的房间呈方形和圆形两种。早期以圆形单间为主。后期以方形多间为主。房屋墙壁全是泥做的。多有干草混杂在内。少数则是用木类做支架，墙体外部多会裹草并进行燃烧处理，这是为了加强房屋的坚固度和耐水性。墓葬按一定的葬俗埋葬的，墓坑呈长方形，盛行单人仰身直肢葬。并多有陶器、陪葬品，也有合葬墓。葬制中实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反映女性为中心的特点。墓地内有一定数量的男女合葬墓。再结合村内大量的小型房址，说明一夫一妻制家庭日趋增多。而“灰坑葬”则证明了奴隶的存在。专家们认为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早期便开始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中期则普遍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还出土了瓮棺葬。即用瓮或者盆作葬具。底部还留有一小孔，好方便死者灵魂出入，多是装殓夭折的孩子的，这或是后来石棺、木棺的前身吧。

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过，仰韶文化“是中国国家起源史和中华民族起源史这座大厦中的擎梁柱。”

⑥大溪文化（约公元前4400-前3300年）。1959年。于重庆市巫山区大溪遗址，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鄂西、渝东山区丘陵地区、洞庭湖地区和江汉平原的一部分。营造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在居住硬面下部铺有较厚的红烧土块垫层，有的房子墙外铺设红烧土渣，地面散水或有专门的檐廊 ，以适应南方炎热多雨环境。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有石斧、石锛、圭形凿和打制石锄等农业。陶器呈红色。普遍以炭化稻壳末为拌和料。反映当时较高制陶工艺水平则是篦点戳印纹白陶和薄胎彩陶。流行璜玦等玉装饰品。死者绝大多数实行单人葬。葬式有仰身直肢、俯身直肢以及很特殊的仰身跪屈葬和仰身蹲屈葬。随葬品除陶器、石器外，还有放置鱼和龟。有的把鱼规则地摆放在死者身上，口边或臂下。这些罕见的葬俗当与人们的现实经济活动和原始信仰有关。

⑦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300-前2600年），1959年，在山东泰安、宁阳两县交界的大汶口被初次发现。该遗址挖掘133座墓葬。出土陶器1000多件，有1/3以上的墓葬用完整猪头骨随葬。大汶口文化分布区主要在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正是古籍中所记少昊氏文化所在的地区。学者将大汶口文化的年代校定为距今6500-4500年，延续时间长达2000年左右。属于大汶口文化的江苏邳县刘林遗址、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江苏新沂县花厅遗址等都有猪头、下颌骨甚至半只猪或整头猪随葬现象。说明大汶口文化饲养业发达。

大汶口遗址文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在大汶口早、中期社会生产的劳动者性别，先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映在男女随葬的石斧、石锛、石铲和纺轮这两类工具变化。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男性随葬的有石斧、石锛、石铲等女性随葬的则是纺轮。说明男子已成为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担当者。而妇女则从事纺织等劳动。社会已经开始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公社发展。

到了大汶口晚期，随着生产力发展，私有制出现。大汶口墓葬里随葬有很多猪头和猪的下颚骨，随葬的还有陶器、生产工具和各种饰品。这些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财产。有的墓葬很少或没有这些随葬品，由此可见，当时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贫富分化。

中期以后，大汶口文化社会经济有了全面迅速的发展。白陶器、玉器、象牙器的出现和快轮制陶器技术应用，显然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部分。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大汶口文化的陶器上发现了可能是文字的刻本，有的学者认为它就是已发现的较早的汉字。至少也是一种有明确意义的刻符形义，一目了然。

⑧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800-2000年）。1923年。于甘肃省临兆县的马家窑村。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种地方类型。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3000多年发展。有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等四个类型。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地区及甘肃、青海境内的洮河、大夏河及湟水流域一带。饲养业在该文化中扮有重要特色。主要饲养牛、羊、猪、狗和鸡等家畜。家禽、渔猎是农业和饲养业的补充，制陶业发达，创造了灿烂的彩陶文化。陶器大多以泥条盘筑成型。陶质呈橙黄色。器表打磨非常细腻。还发现有窑厂和陶窑、颜料以及研磨颜料的石板、调色陶蝶等。早期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中期使用纯黑彩和黑、红二彩相间绘制花纹。晚期多以黑、红二彩并用绘制花纹。马家窑文化代表出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出现专门的制陶工匠师。基本具备制陶、彩绘、烧窑等程序。彩陶比例高，并且内彩也特别发达。均表明，原始氏族公社成员有组织的进行劳动生产。制石、制骨、制玉、纺织、冶炼及木制品等原始手工业也有长足的发展。石、陶制作的纺轮、串珠等装饰品，在当时已比较普遍。在甘肃东乡县林家遗址中出土的铜刀和铜碎块。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制品。马家窑文化的墓葬，有些氏族墓地用整只猪、狗、羊随葬。有的随葬品多达90多件，有的一无所有。这种贫富差别的增大，标志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社会的过渡情况，标志着原始社会逐步走向解体和中国文明曙光的来临。

⑨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3000年），1935年。位于辽宁赤峰县红山（今属内蒙古），故名。主要分布在辽宁西部一带。它以西拉沐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延续时间达2000年之久。红山文化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红山文化是中原仰韶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在西辽河流域相碰撞而产生的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文化。

生产工具中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出土玉器上百件。尤以大型碧玉猪首龙，被誉为“天下第一龙”。其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 ，极富动感，是红山文化玉器代表作。随着红山文化玉钺从遗址中的发掘，通过对比及全面分析研究发现，红山文化玉钺是由玉斧演变而来，玉斧是红山文化时期阳性、男人、上天、及神权的象征，随着红山社会分工及各个阶层的不断出现，王权从神权中逐渐分化出来，其标志也从玉斧演化为玉钺。玉钺由近似玉斧逐渐转化为独具特色的玉礼器，并对后世青铜礼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红山文化玉钺与王权及国家的产生关系密切，是当时社会转型时期历史信息的重要载体，也是神权社会转化为社会王权的历史见证物。

1983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一座女神庙，数处积石、大冢群以及面积约为4万平方米的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同时出土的还包括神头像、玉佩饰、石饰和大量供祭祀使用的具有红山文化特征的陶器。这一系列的发现，证实在5000多年前，牛河梁已经存在着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重大发现。将中国古代史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了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并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对中国上古时代社会发展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等学科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确认了红山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具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它所具有的中华文明发源的性质。

⑩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100-前2000年），1936年在浙江杭州市西北部瓶窑镇。实际上是余杭区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虞朝子民聚居的地方遗址面积约34平方公里。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4个木制品、养蚕、丝织、麻织等都有重要进步。尤其是琢制的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度。玉器上的纹饰主题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和信仰。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还出现了不少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商周时期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发现了以玉琮、璧、钺为主的玉孔器。浙江余杭的反山和瑶山、江苏武进的寺墩等地都出土有良渚文化的精美玉器，工艺精湛，器形和纹饰多反映社会上层建筑的深刻变化。

良渚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灰胎磨光黑皮陶最具特色，采用轮制，器形规则，圈足器居多，用镂孔竹节纹、弦纹装饰。也有彩绘，据对出土文物C14 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700-5300年。先后延续达千年之久。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大口圜底缸、竹节形把的豆、贯耳罐、簋、大圈足杯、宽把带流杯等。

1986-1987年，从良渚墓葬中出土大量随葬品，其中玉器占90%以上。象征财富的玉器，象征神权的玉琮，象征军权的玉钺，为研究阶级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等1200多件。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一些大型墓葬的墓主属于当时的显贵阶层。

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受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影响，长江下游这时也出现了国家的雏形。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为其打下了基础。1992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的礼制有关。夏禹在会稽召开天下各部族首领聚会，“万国”赴会，是有一定根据的。

⑪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900年-前1400年），1965年，在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附近发现。龙山文化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泛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属新石器晚期铜石并用时代文化，距今4000年-4600年

其陶器制作普遍采用快轮，造型规整、器壁薄而均匀。特别是漆黑光亮，薄如蛋壳的泥质黑陶更具特色。是中国制陶史上鼎峰时期。制玉工艺已专业化，能生产出精美玉器。还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蚌器。他们以农业为主，而兼营狩猎、打鱼、蓄养牲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的成组玉器和日照市两城镇出土的刻花玉斧，都是典型器物。山东寿光县边线王村挖掘出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堡遗址。面积达5.7万平方米。采用挖槽筑墙和原始夯筑技术。多为长方形土台建筑。居室面积分层筑就。淮阳平粮台遗址，位于河南省淮阳县东南约4公里处。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址。距今4100年-4300年。占地面积5万㎡。城址平面呈正方形。每边长185米。城墙采用版筑和堆筑法建成。夯层厚0.15-0.2米。夯印清晰，有单个，也有四个一组的圜底圆夯、椭圆形夯。北城门和南城门已经挖掘，城门两侧有门卫房的遗迹。门道下铺没有陶制的排水管道，结构是在门道下挖出上宽下窄的沟，口宽和深沟为0.74米。沟底铺有一条套接的陶水管道。其上再并列铺两条陶水管道。北端稍高，宜于向城外排水。其上再铺厚约0.3米以上的土作为路面。城址内发掘的房基有十多座。多为长方形排房，有3间一组的和4间一组的。普遍使用土坯砌墙。此外，城内还发现有灰坑、陶窑和墓葬。出土遗物有鼎、罐、瓮、甗、豆、盆、鬶、石制的凿、铲、锛、镞和骨凿、镞、蚌刀和蚌镰等。此外还发现有不少铜渣，说明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Human Genetic（2007.5）报道，通过对山西陶寺文化（龙山文化距今4500年）古人骨DNA的研究，可以肯定龙山文化的居民，其Y染色体SNP单倍型是03-M122，并且含有03和子类型03e，没有其他类型，和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一致，也就是说，现代汉族的主体部分（至少60%到70%）。其父亲远祖完全是来自古代的中原人，也就是龙山人。而龙山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庙底沟遗址文化，他们哪种带有漂亮玫瑰花图案的黑陶，被认为是古代华夏祖先的源头。至于黑堌堆遗址文化，则被确认是龙山、商、西周文化遗址。商、西周就是中华民族建立的。所以，龙山文化或者龙山人就是现代汉人的始祖。

庙底沟文化主要分布在豫西和豫东地区，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属于中原地区早期阶段的龙山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900年至公元前2800年。

黑陶文化，指一种薄、硬、光、黑的陶器，烧成温度1000℃。器型规整，器壁厚薄均匀，尤其以蛋壳黑陶最具特色。是4000年前东夷民族的独创。时至今日，想要烧出这样的陶器也十分困难。

三、社会分工出现和原始社会瓦解

聚落：指早期人类的定居地。从地域意义上说应包含很多民族、氏族（氏族公社）：指按血缘关系组成的比较固定的社会群体，仰韶聚落与河姆渡聚落都属于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指以农耕生产为主的一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机，包括农耕技术、石器、陶器生产、定居方式、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等：它起源于母系氏族的繁荣期。

游牧文明：指游牧生活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字、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内容。是一种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人类文明。

原始宗教：混沌之初，人类并无任何宗教而言，处于完全蒙昧状态。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因为氏族公社的产生，人类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血缘集团。随着人的体质和思维能力的进步，以及与自然界长期残酷的斗争。形成某些禁忌和规范。并逐渐认识到人们的生产活动与某些自然现象的联系。由于生产力和科技的落后。不能对自然界产生正确理解。于是，在恐惧与希望的混合作用下。把自然现象神化，原始宗教由此产生。它属于多神教，表现为植物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它一般都经历了参与具体宗教活动和形成抽象观念的演变过程。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是中华民族古代的两种不同文明存在互补性。但是游牧文明以来的畜牧业，最初是包括在农业之中的。由于后来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畜牧业才从农业之中分离出来。于是畜牧业彻底和农业分离开来。学者们称之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人类在最原始的旧石器时代因创造石器的人、手工业就出现了，到了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大发展，使得陶器从无到有，越来越具规模。逐渐形成一个新的产业。因为农业发展使得农耕工具蓬勃发展，这又必然引起手工业的大发展。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制陶业、玉器制作最为突出。最终手工业从农业中独立出来，学者们称之为“第二次社会大分工”。

经过两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产品的交换有了长足发展，交换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使商品生产出现和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交换规模扩大，品种增多，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的产品交换越来越不便利。于是从事交换的商人应运而生。

部落联盟：原始社会组织所形成的最高形式。通常由若干有亲属联系、操共同方言、居住地相邻的部落组成。存在于原始社会的解体时期，往往是战争的产物。它的主要职能是共同从事军事行动。设立各加盟部落必须遵守的盟约。入盟部落内仍享有自主权，在联盟内部地位平等。重大决议必须通过各部落酋长组成的联盟议事会作出。部落联盟出现了预示,原始公社瓦解的开始和新的民族共同体——部族或民族出现的前提。

联盟制度是氏族部落制的扩大，而以氏族制为基础，联盟制密切了各部落间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为最初邦国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邦国较上述的这些“分层社会”而言，其最显著的区别是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出现。我国最早的邦国出现在夏代之前，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

近年来，通过对河南新密市古城寨和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的龙山文化的发掘。在城内发现有不止一处的宫殿宗庙之类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特别是陶寺。不但发现有大规模的城址。城内成片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而且还有大量能说明贫富分化、等级、阶层存在的墓葬材料，以及朱书陶文、小件陶器、龙盘鼍鼓、特磬、玉钺等。而建设这样庞大的城垣，需要组织调动大量的劳动力。经过较长时间的劳动才能营建而成，而城垣之内的宫殿宗庙之类的大型房屋建筑，也需要动员众多的人力、物力之资源。这一切都显示出在其背后有完善的社会协调和支配制度来为其保障和运营。显然，这种支配力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色彩。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权力与当时社会划分为阶层或等级相结合所构成的社会形态，是不同于氏族部落等时期的社会形态的。所以，我们可以大约说：“龙山时代已进入邦国类型的国家社会。”